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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278章批判


徐浩东提到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,别人没有什么不满,反正又不认识他们,他们又正在看好守所里,徐浩东什么都行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刘浚如副市长不然,郑腾育是他老师,邱与可是他祖师爷,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,徐浩东如此看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,他认为自己不能保持沉默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徐书记,我可以插几句吗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为什么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因为现在不是讨论时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难道我没有话的权利吗”

        徐浩东微笑着:“你当然有,你当然有话的权利,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话的权利,你可以向会议主持人李继国同志提出,我相信在我发言结束以后,他会给你充分发言的机会和时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代理市长李继国点着头:“没有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徐浩东这时站起身来,继续他的长篇大论,“同志们,作为经济学爱好者,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一点认识。公道的讲,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,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,这是值得肯定的。我也不否认,邱与可留美归来,在国内积极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,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但是,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,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,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别的发明,他只是一个翻译者、引进者和鼓吹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上面过,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国家的破产,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境地,眼下全球金融危机,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,忽视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,主张全面和大力消减福利。在我们这样的国家,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非常危险,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,其结果就是我们今看到的,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,贫富两极,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邱与可的最大特点,就是在任何问题上,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标准,固执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对的,就是万能的。我不能他是别有用心,只认为他学经济学没有学到家,也就是,邱与可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。一个经济学家,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,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、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,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,而邱与可恰恰缺乏这个能力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以公路堵车为例,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,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,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邱与可认为,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,我国应该收费上路,只有实行收费,才能解决堵车,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。      从现实逻辑上看,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,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,有十万公里在我国,收得不能是少,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,不收费却还不堵车。很显然,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,如果一定要联系,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,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。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,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,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,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,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。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,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,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,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,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,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,减少对汽车的消费,路自然就通了,同样的,按照择优分配所的继续延伸,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,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然而,在这个个案中,社会成本却增加了,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,成本都将明显上涨。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,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,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,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,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。如果有量的分析,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,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。也就是,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,是典型的本末倒置,就如庸医治疗驼背,两块木板一夹,压上巨石,背直了,可人死了。还有,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,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,在收了养路费后,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,公义和公理,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。坦率地讲,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,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,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,显得异常滑稽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邱与可的思维模式,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,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,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,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,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,但邱与可做不到。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,它得有可尊重之处,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,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。一个老人,利用自己的身份,用胡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,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,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,下场只会更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个人感觉,这几年媒体正逐渐将邱与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,采访中特意让邱与可些不着三四的话,然后热炒,使其出丑。从邱与可文章中和讲话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,我认为邱与可相对于经济学家而言,那是极不合格的,邱与可为某些行业或利益集团代言,却死鸭子嘴硬不承认,这是严重违背道德和科学准则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人格,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,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、秉持道德和良心,为公众利益代言。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,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,他们可以是学者、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作者。我们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,所以,他们可以为政府、机构、社会团体、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,从诞生的一刻起,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。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、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,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,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,经济学理论的内涵,也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。邱与可推崇的美国的经济学人,或受政府部门雇佣,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;或任职投资银行,成为职业经济学人,为雇主代言,为雇主服务;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,可以代言民众,也可以代言自己,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,这些都无可厚非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但是,经济学家必须身份明晰,任职投资银行,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,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,信或者不信。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,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停了,自己的资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资管理。身份明晰,才谈得上公信。为谁代言并不丢人,但不明不白,就很可能是在骗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经济学家替人代言,或基于良知、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,无论理论对错,都是经济学家的本分。如果不是从自己信奉的理论出发,仅仅是为某一利益群体粉饰,则丧失了经济学家代言的价值,成为了帮闲的吹鼓手。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,又是替富人话,又是为穷人办事,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,则是不道德,至少是“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不道德,其行为是欺骗、以欺骗的手段谋取利益。邱与可的代言大抵都是如此,邱与可的代言欠缺良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所有的经济学家、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家,都是替人代言,要不代言全体民众,要不代言某个特定团体,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邱与可也应该如此。但是,邱与可具体代言的是哪一个特定团体,邱与可从没过,邱与可只过为富人话,是不是为富人这个整体代言,却很难,因为富人的定义就是模糊的,我以为的富人,也许在邱与可眼里根本就是穷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到这里,徐浩东看向了刘浚如副市长,“综上所述,邱与可不但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,而且人品大有问题,刘副市长,我暂且到这里,现在,你话的机会已经到来,我和同志们洗耳恭听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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